阿娇离婚深度解析：基于“价值交换”的婚姻是种时代病
21亿+阅读。微博上#阿娇离婚#的话题页，引发巨量关注。这并非一桩令人意外的新闻，一切早有蛛丝马迹。
阿娇的婚姻悲剧，是个人经历、原生家庭、时代文化等多重因素叠加造成。个性背后，更有共性。
基于“价值交换”原则和“男强女弱”模式的婚姻，是种时代病。
作者/非非马
1. 阿娇不幸的原生家庭
心理学家阿德勒在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一书中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：“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，而不幸的人却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。”
分析阿娇离婚，不得不先从她的原生家庭说起。
阿娇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自己的父亲是谁，从事什么职业，但我们知道，他在她一岁时便过世了——目力所及，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介绍她父亲亡故时的年龄和原因。而那时，她的母亲才刚十八九岁。
那是1980年代初的香港，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。而早在1970年前后，香港制造业中就已经非常发达，其手表、玩具出口额曾一度高居全球第一。
可是，即便处在这样的经济上升大趋势中，阿娇年轻的母亲依然没有能力给自己与孩子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。她没有稳定的工作。阿娇在读幼儿园时，一年之内就转学六次。
显然，阿娇父母的出身阶层也并不高。因为，她父母双方的家庭也没法给她们像样的经济援助和教育援助。
阿娇年轻的母亲后来又嫁了人，但却不能把阿娇带过去一起生活。阿娇只能跟随爷爷一起生活，但她爷爷没几年也过世了，她最后和表姐相依为命长大。
所以，尽管生得极为漂亮，可阿娇自小自卑、内向，不善与人交往，也很怕与人发生冲突。缺爱、缺钱的童年，更造成了巨大的“安全感黑洞”。
还好，幸运的是，因为生得足够美，阿娇19岁时被英皇看中签约，与阿SA结为Twins团体。出道即走红。
当时，Twins是整个华语乐团最红的美少女团体，万众瞩目之下，她们唱出那曲红极一时的《下一站天后》——有事业，还要有爱。那是公司、粉丝的心愿，也是她们个人对未来的人生期许吧。
可惜，2008年，那桩惊动整个华人世界的事件发生了。
阿娇，再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了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”女子。
2. 被剥夺了尊严感的阿娇
一个唱着《恋爱大过天》的女孩子，因为把自己“彻底”地交付给了“最喜欢”的那个人，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。
比事业受损严重万倍的，是她个人尊严感的被剥夺、被击垮。
“艳照门”事件，公然地、暴力地，在全世界面前扯下了阿娇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“底裤”。这对原本就缺乏安全感的阿娇而言，不啻“致命一击”。她后来在接受《志云饭局》采访时含泪说，曾两次试图自杀。
那桩事件发生之后，陈冠希的逃避，不联络、不解释、不道歉，是一场爱情重伤、信任重伤；而公众对她倒海翻江般的羞辱，更让她受辱，觉得自己“彻底没了尊严感”。
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，她参加赈灾义演，结果却迎来漫天羞辱，“四分之一的投诉，是在骂她”。
志云问她：面对今天这一切后果，你有怪过谁吗？
她怯怯地答：还是怪我自己吧，都是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。
哎……
以阿娇的成长经历，以阿娇彼时的认知和心智水平，去面对彼时的世风民俗，尤其是在遭遇如此大规模的公众羞辱之后，她无法认识到：在这桩事件里，她自己才是受伤最深的受害者。她也更无法勇敢地站起身喊一句：是泄密者，与你们这些围观者，做错了！
但这，能全然怪她吗？
所以，每每念及此，无论阿娇本身在个性上、认知上有怎样的局限性，我依然还是从心里同情她、心疼她更多一些。
遭遇这样的重创之后，她此后十多年的努力，无非是，把自己被外界暴力公然扯下的“底裤”找回来、穿起来。
她要找回、重建自己的尊严感、安全感。
这难道不是所有人一生都要面临的难题吗？而对于阿娇，更是一个格外艰巨的难题。
2019年，她上《演员请就位》，陈凯歌导演特别安排她演阮玲玉自尽前的那场戏。对此，阿娇非常感念，“我想，导演是有意安排我演这个角色吧，让观众知道，我曾经经历过什么。”
当年，她刚拍完陈凯歌《梅兰芳》中青年福芝芳的戏份，却因为梅家后人的反对，尽数删去。她觉得此番合作，算弥补了一个心中的遗憾。而她的表演，因为终于得到陈凯歌的认可，一句“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”，让她几乎落泪。
而人生，终究又是比演戏更难。
在专业上，阿娇需要一个大导演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职业尊严感与价值感；在人生里，她同样需要他者的评价、需要婚姻这样的形式，来建构自己的尊严与价值感，当然也包括安全感。
3. 恨嫁的阿娇
阿娇无疑是恨嫁的，至少曾经非常是。
2009年，接受《志云饭局》采访时，阿娇曾言：
“我以前从来都没想过要结婚的。但这一年里面，我突然之间有想过。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包容我，可以照顾我的人，就这样结婚就算了，我不想再面对那么多那么大的压力或者问题。”
这番话最本质的“潜台词”是什么呢？
独立承担人生的责任，太沉重了，我想找个人帮我扛。我希望这个人给我足够的尊严感、安全感和价值感。
无疑，这个想法是软弱的、幼稚的、逃避责任的。但是也能理解，谁没有脆弱、想逃避人生重负的时刻呢？何况是彼时彼境中的阿娇。
阿娇能再度复出，其实还是非常勇敢的。当然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可能是，她别无选择。因为，不止公众心疑，就连她自己也都要自我怀疑吧：这一生，还能再正常恋爱、结婚吗？尤其是，如她所愿，找到一个能为她的人生“全面接盘”的男人。
她依然上综艺、演电视演电影。可惜，没有一部作品走红，让她足以在事业上重新翻盘。除了她在小众文艺片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中的惊鸿一瞥，给观众留下了稍许印象。
虽然依然是话题度非常高的明星，但她的职业成就感、尊严感、人生价值感、安全感，始终都是不完整、不能完全自给自足的。
她的收入，不可能再是当红顶流的标准；她也一直不被一线的时尚资源、品牌资源所青睐。
直到2019年，情况才有所松动，她得以成为雅诗兰黛旗下专业彩妆品牌MAC的樱花系列的代言人。
所以，在2018年初认识赖弘国之前，阿娇在各种节目中反复表达自己恨嫁的心思。
2016年，她上《饭局的诱惑》坦言：从来没人跟她求过婚，说要娶她。
彼时36岁的她，直言自己追求的，是一个可结婚的对象，而非男朋友。
而大家也早已不陌生她对“结婚对象”的条件要求：
“五官端正，样貌不能讨厌，
没有不良嗜好，孝顺父母，
有经济基础，能照顾到我及家人。
绝不能打女人，
年纪小我一点可以接受，
但上进心一定要有。
我也不算太贪心吧？”
这些“要求”里，除了缺少“爱情”、“三观契合”、“共同兴趣爱好”、“相似的金钱观、消费观”之外，基本也算是时下女性的普遍择偶要求了吧。
当然，对“有经济基础”的判断标准，女明星和普通人之间可能相去万里。
说得直接一点，阿娇对婚姻爱情问题上的务实、无奈、妥协，以及不成熟（甚至是幼稚），都摆在这里了。
4. 阿娇和赖弘国的互相选择
我是直到昨天看了阿娇与赖弘国于2019年12月做客蔡康永与小S的访谈节目《花花万物》，才知道他们之间的很多细节。比如，两人闪婚，其实首先是阿娇的主意。
在和韩国前男友权宁一分手之后，阿娇空窗了两三年。2018年初，她在台湾拍戏，和阿信及其女友等一行几人吃饭。恨嫁的阿娇，直接在饭桌上开问：有没有合适的男生介绍给我做男朋友啊？
阿信的女朋友立刻掏出手机，叫来了赖弘国。
赖弘国小阿娇7岁，妇产科医生出道，后来转型做医美医生，彼时还没有自己的独立诊所，受雇于人。但是，因为他足够帅，也交往过圈内人，有一定的知名度，人称“医界王阳明”，还上过《康熙来了》。
阿娇在访谈中说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：年轻、帅、医生。她觉得可以试试。
赖弘国原先并不知道阿信女友给自己介绍的对象，居然是阿娇。见面后，他大吃一惊。他当时也不认为自己“有希望”。
但是，自相矛盾的是，他在后面又说自己当时只是知道阿娇，并不熟悉，也不知道她那么知名。
好吧，2008年，赖弘国已经20岁，到2018年的十年间，他也与娱乐圈不乏交集。他说自己不知道阿娇那么知名，等于在说自己不知道那件曾经震动华人世界的事件，我表示存疑。
Anyway，赖弘国还是对阿娇展开了热烈追求，在他认为自己有“五成以上的把握”时，他向阿娇表白了。结果，被阿娇拒绝了。理由是，双方认识的时间还不长。
赖弘国退缩了，好几天没再联系，但是几天后，阿娇却主动联系他了，答应了他的追求。
阿娇的主动、被动、主动，其实很见其期望又犹疑的心态。
她非常强烈地渴望结婚，能出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，希望对方能给她安全感——心理上的、经济上的，还能照顾她，并且让她觉得“有面子”。因为，面子事关尊严和价值确认，也是她极为在意的一部分。彼时37岁的她还非常渴望要一个孩子。
她，希望通过婚姻为自己“置换”来这些“需求满足”。
当然，当时的她，大概也已经很清楚，人间没有十全十美。
所以，尽管赖弘国并未百分百符合她的择偶要求，两个人也并未认识多久，阿娇却先对赖弘国提出了：我们不如买个戒指结婚吧。
就因为，她认为赖弘国很贴心，会照顾人；尤其，他自己很恐高，却还是陪她跳了伞。她觉得这浪漫也很温暖。
当时的她，认为自己是可以放低比如对“经济基础”的要求吧，因为，赖弘国的年轻、帅气、医生职业，会让这桩婚姻看上去“不失体面”；当时她所认为的赖弘国“暖男”特质，也让她以为可以满足她的安全感需求、被照顾需求。
尊严、面子、安全感，这些，都是她心里亟需填补的窟窿。
阿娇，从来也没在任何场合中表达过，自己很爱赖弘国。
而对于赖弘国呢，尽管他依然还在口口声声地诉说自己的爱情，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阿娇那么知名，但实际上，他可能非常清楚，这场注定“万众瞩目”的婚姻会给他带来什么。
因为阿娇，他一夜之间出现在各大媒体上，有了以前完全不能想象的知名度；还有了众星云集、让他作为“一个小医师此前想都不敢想”的盛大婚礼。
他们前脚刚在洛杉矶举办了婚礼——或者按他们后来的解释，那只是“婚前派对”，后脚就签了《爸妈学前班》的真人秀合约。
这两年，他一夜之间成了华人世界里一个“类网红”般的存在，开设了微博，上了Elle杂志的专访，和汪小菲成了“好兄弟”，还作为知名医生受邀上了阿里直播。
尽管，他也为此付出了几乎全部积蓄。“结个婚就差点结到破产”，已经是圈里圈外几乎人尽皆知的梗。
一个香港人，一个台湾人，却非要在洛杉矶举行婚礼/婚前派对，整整飞了百来人过去，不是小开支。大约是因为，阿娇很早就说过的梦想中的婚礼，“在外国的教堂里举行，非常梦幻”。就算不能在教堂里，也得在国外吧……
而整个婚礼，阿娇坚持不出一分钱。她在采访中说：“我的底线不过是，我不想自己花钱把自己嫁出去，而已。”
她要一个婚礼，他能给她一个婚礼。就算打了折扣，需要彼此的妥协，那也比没有好。
能理解，也心酸。
阿娇与赖弘国的结合，归根结底，是一桩基于双方“价值交换”的的互相选择。一如很多现代人的婚姻。
5. “价值交换等式”的破裂
基于“价值交换”而结合的婚姻，一旦等式两边的平衡破裂，婚姻也就离解体不远了。
阿娇理想的婚姻模式，一直是那种“男强女弱”、“丈夫可以被妻子依靠”的模式。可现实上，他们一直是“女强男弱”模式。她为此不得不照顾老公的感受，比如尽管是花自己的钱买名牌包，也都会看看老公的脸色。
所以，她鼓励自己的老公创业，开设自己的诊所，并在开业那天亲自站台，也在微博上留下了这句：
“支持老公创业！老公你负责赚钱养家，而老婆我就负责貌美如花，太好了，开心！”
可惜，天不如人愿，刚开业一个多月，赶上疫情爆发。有台湾媒体报道称，赖弘国不得不卖车来维系诊所的现金流，而阿娇没有伸出援手。
3月，阿娇递出了分居协议。
根据赖弘国昨日贴在微博上的长信，阿娇其实早在美国婚礼之后不久，就心生悔意，直接表达了自己其实不太爱对方。经过商量，两人表示再努力尝试。
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，阿娇大约也是努力试图放下自己对“男强女弱”夫妻模式的心理期待，而寄希望于赖弘国能在如下方面满足自己：
充分的照顾；
足够的关怀；
生娃共建家庭。
可惜，以上各条赖弘国一个也做不到。更别提网上时不时爆出的赖弘国黑料了。
将近40岁的阿娇很想生孩子，但是刚刚30出头的赖弘国却不肯，直接原因是“怕自己负担不起”。
而美国一场婚礼，就让阿娇发现，“最后一切都还是我办”，尽管她从心里“非常希望他办”。她缺照顾、渴望被照顾，一直就想在婚姻里找到第二个“父亲”，可结果却找了个“弟弟/儿子”。
更要命的，年轻气盛的赖弘国，也在婚后“原形毕露”，暴露出“爱发脾气”、“爱吵架”的特征，并被阿娇公然在节目里抱怨。经常是，她想办法去哄他。牺牲了婚姻的经济价值，结果却连情绪价值也不能获得，阿娇的不满，大约能收获很多女性的共鸣吧。
不善于沟通、也不喜欢表达，更不喜欢冲突的阿娇，怨气日结，甚至都在节目里公然表示：所有亲密关系中，第一个可以剔除的就是夫妻关系。看客们都心明眼亮，无人看好这桩婚姻，只有赖弘国似乎浑然不觉。所以，他才会说“很突然”吧。
其实，价值等式的失衡，早已开始。
一桩既不能给女明星带来“面子”，也无法带来“里子”的婚姻，注定空心早夭。
6.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种时代病
不得不说，阿娇的婚姻悲剧，是个人经历、原生家庭、时代文化等多重因素叠加造成。
她这段婚姻，虽有其个性之处，但也体现出两大共性特征——基于“价值交换”的婚姻原则；对“男强女弱”传统模式的心理期待。
阿娇本人，整体也呈现出缺乏独立主体意识和主权意识的传统女性心理特点。她实非是一个对主流文化有足够自觉自省意识、且勇于反抗的新女性。
而这些，其实都依然是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“时代病”，既体现了男权社会的文化特质，也体现了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婚姻特质。
基于女性主义的分析
从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，在男权社会中，一个女性生来并不具备独立的主体价值，也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主权。未成年之前，她是“父亲的女儿”，成年出嫁之后，她是“丈夫的妻子”。她的身份确认和价值确认，始终来自于男性。一个女人的价值感，最终是要靠被男人的正式接纳与“收编”才能获得。
在这种制度下，夫妻模式也必须是男强女弱的模式。嫁得好，才是一个女性最终极的“成就感”。
而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中，爱情从来都是“稀缺品”。
虽然经过一系列的女权运动，女性逐渐被赋权，经济生产模式也在发生变化，但传统的文化心理却根深蒂固，写入了人的社会基因中。
虽然新女性们在觉醒崛起，但生于1981年的阿娇，却代表了另一批传统女性。当时的香港，男权文化要远比大陆更甚。毕竟，大陆是在1949新中国成立之始，便从制度上（并非文化上）一夜进入了“男女平等”的时代。
一岁丧父的阿娇，从小犹如孤萍飘零，不能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做“父亲的女儿”，她的继父也不愿接纳她。对于不具备足够自觉自省精神能力的女性而言，这种匮乏，到成年后，就衍生成，格外渴望一个“如父亲般的丈夫”。她渴望依附在一个男性的强者身边，被照顾。
正因为一直缺乏鲜明的、自觉的主体意识，阿娇一旦有事才会想要逃避，她希望有个男人能帮自己扛起这人生的责任和重负。婚姻于她，首先是人生的“避难所”，是免于主体责任承担的“承重墙”。
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阿娇般不幸的身世和童年，但扪心自问，有多少女性不是带着同样的渴望，期翼婚姻是一个男强女弱，能让自己遮风避雨的港湾。
主体价值的确认，人格独立的实现，一如自由的获得，是要交付代价的。而这个代价，却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受、支付。哪怕自己其实有足够的经济能力。包括阿娇。
有人说，阿娇有颜值、有钱、有事业，所以有充分的自由过自己想要的人生。其实不然。精神的自由，只来自于一个人的精神成熟度，与颜值、金钱或者所谓成功的事业，都无关。
讲真，半夜刷抖音直播，给年轻男主播一掷千金打赏（有说4万，有说6万RMB）的阿娇，还并没有让我看到她在“精神自由的跑道”上起飞的迹象。我看到的更多是空虚。
对于眼下很多已经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，也同样。经济独立，并不自动带来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。
对于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位、婚姻期许、夫妻模式期待，需要足够的自省自觉，需要反叛抗争的勇气。
人具备了果决放下错误婚姻的勇气，并不意味着自动拥有了获得幸福婚姻的智慧。
基于弗洛姆理论的分析
弗洛姆（著名心理学家、精神分析学家、哲学家）在他那本行销全球数千万册的《爱的艺术》中清晰指出：
在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交换原则的社会中，爱情必然是个罕见现象。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交换原则，与爱情的原则，存在本质上的冲突。
现代婚姻，是基于利益交换原则的结合。
他分析说：“在市场上，交换构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。无论是在商品市场，在劳动力市场，还是在服务行业市场，每个人都把他占有的东西根据市场的条件交换他所需要之物。” “你给我多少，我就给你多少。无论是物品还是所谓的爱。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，道德的最高标准。”
这种基于双方自觉自愿基础上的公平交换，虽然体现出了一种“公正性”，但“这种公正性原则，尊重他人的权力，却并不真正爱他人。” 这是基于“利己主义”出发的一种“公正”，而爱情的本质，却是不计得失的“给予”。
所以，弗洛姆说了，爱情是罕见品。有能力爱的人，在现有制度下，其实是一种例外。“在一个以生产和消费为最高准则的社会，只有那些不甘心同流合污者，才能做出有效的抵抗。”
这个分析，我非常赞同。
在这个时代里，爱情其实是真正的奢侈品，也所以，出售“浪漫爱情幻想”的精神消费品也总是备受欢迎，所谓现实里缺什么补什么。而大部分婚姻的常态，往往是基于共同利益而链接的“结伴”选择。这一点，不难从散落各地的“相亲市场”看见。在那里，从来都是“条件”与“条件”的互相选择，而独独少了“人”字。
全球居高不下的离婚率，足以说明现有婚姻制度的脆弱性。
没有深刻爱情做基础的婚姻，注定是空心易折的。
仅仅是荷尔蒙驱动，无法抵达真爱；仅仅是基于利益交换的“结伴”，无法抵达真爱，这样的利益链从来都是既稳定又脆弱。利在人聚，利尽人散。
所以，阿娇的爱情悲剧与婚姻悲剧，并不完全是她一个人的，也是时代的。
爱情与爱的能力的获得，需要人的自我发展，需要觉知能力，更需要抵抗时代文化的勇气和实力。变化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，但所有的变化，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。
最后，祝阿娇和每一位女孩、女人，都能找到自己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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